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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礼乐征伐皆自天子出的国家，其新闻出版是不大可能较为发达而完善的。尽管国粹派的考据学家们一再宣称，中国的新闻事业可上溯到商周之世，尽管实物的证据也可以推溯到唐代（有《开元杂报》为凭），但欲求真正的新闻出版，则仍当问诸近代。中国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出版，是清季咸丰同治年间的事。而虽在彼时，国人士夫犹视新闻出版为外商之事业，如果不是落拓文人，一般不会参与报纸事业。
甲午之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泱泱大国竟败于我们一向看不起的倭人之手，这才使得流连于红氍毹前、金石堆里、线装书旁的士大夫稍稍惊起，于是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子渐知言论报国，他们看到，“新民”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。这样，在短短数年之内，报业纷起，革新救亡的呼声，响彻了半个天空。王韬、郑观应、梁启超、麦孟华，他们以如椽巨笔，写下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页。
一、启蒙派报人：王韬、梁启超及其他
近代中国不由功业而以思想、言论报国，并产生深远影响的，王韬为第一人。这个生性风流、放诞任侠的传统士子，是鸦片战争以后最早精通西学者。他早年应举落第，从此便绝意科场，以边缘的身份开始点滴的文化改良。早年他曾经上书支持过太平天国，被称为“长毛状元”，这一谑而近虐的称号极具反讽。他晚年极力掩饰这段历史，正表明他对于历史体认逐渐成熟。
1849年，青年的王韬应西人麦都思聘，到新教伦敦会办的“墨海书馆”担任中文编辑。他一生的事业，即发轫于斯。在上海“墨海书馆”期间，王韬对西学有了精深的了解。他的循环史观也在这个时候发端，以后他流亡香港、游历欧洲，使得他成为最早真正理解西方的中国人。
王韬投身报界自《循环日报》之日始。1873年，刚由澳门返回香港的王韬与监管香港墨海书局长达20年之久的黄胜，并其他同人，集资10000墨西哥鹰洋，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，在香港中环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。利用同样的印刷设备，次年1月5日，王韬在香港创办《循环日报》，自任主笔。同年6月，容闳等在上海创办《汇报》。
王韬给这个宁馨儿取名“循环”，部分地表示了他的循环史观。他坚信，中国通过变法图强，能够再度崛起。《循环日报》仿照西方报纸体例，除星期日以外，每天出版。每天该报首栏要发表政论文章一篇。同一般性纯为牟利的报纸相比，王韬注意舆论足以影响群众的一面。《循环日报》的政论文章1883年曾单独结集出版。王韬深知作为商业社会的香港，民众最关心的是什么。报纸的新闻包括商业性的和一般性的。王韬深知最新市场价格和船期公告对香港这种商业城市至关重要，因此，经济版都编排在前头，而且篇幅多于一般消息栏一倍。这种经营策略上正确的抉择为报纸带来很大的收益，也因此保证了《循环日报》的独立——如众所知，经济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前提。
西方报纸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世人有目共睹，而中国人对于三人成虎的事情虽显得很关心，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关注世变国运，更主要的是，清政府极端中央集权的体制使得新闻舆论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。王韬企图使报纸担荷起对政治领域的批评作用。他建议说中国驻外使节应有翻译西方报纸的人才，把重要文章译成中文递送总理衙门，这将使得中国在外交上知己知彼，大有裨益。他还设想中国应能在对外事务上设法直接影响西方舆论。具体的做法就是中国在欧洲发行西文报纸，这样，一旦西方列强待中国不公，就能通过西方公众舆论对有关政府施加压力。
王韬最早认识到，报纸可以成为官方消息与公众态度之间的桥梁。他举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与巴黎的主要报纸为例，说明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，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权力滥用。
1884年，王韬结束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政治流亡生活，从香港回到上海。不久即与《申报》发生关系。《申报》是1949年以前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，由英国人美查创办。王韬的女婿钱昕伯是《申报》的主编，该报此时除经常发表他的诗词，还为他排印出版了文言小说《瓮牖余谈》、《遁窟谰言》、《凇隐漫录》。最后一部书先在《申报》下属的《点石斋画报》连载，著名画家吴友如为其配画，后来才结成书册。他与《申报》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，后来有人附会他曾任《申报》总编纂，就是可以理解的了。以后，王韬还为《万国公报》写过近四十篇的政论文。1897年，王韬孤独地死去。他一生持言论报国的态度，并且有了成熟的新闻出版思想，对后来的中国报人影响深远。可谓是中国新闻界的教父。
王韬同时的报刊政论家尚有郑观应。郑观应1841年生于广东香山，科场失意以后就投身商业，曾参加过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政治活动。他的政论文字多数发表在19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的《华字日报》、《循环日报》和先后在北京、上海两地出版的《中西见闻录》等报刊上。这些文章后来辑成《救世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等书，尤以《盛世危言》流行最广。
王韬以后，梁启超实执报界牛耳。
1895年6月，梁启超主持《中外公报》，这是维新分子事业的发端。经费袁世凯捐金五百，其余各界捐款计得千余。当时北京连印刷机器都没有，《中外公报》用的是木版雕印。每天一张，除了论说一篇，并无新闻。梁启超每天主持写短文一篇。当时风气未开，不敢望有人订阅，就雇人分送给各大官邸。虽然这份报纸不久被查封，梁启超的文名由此为人所知，也在办了这份报纸以后，他办报的心情迫切起来。不久，他就应邀至上海任《时务报》主笔。
1896年，梁启超、黄遵宪、汪康年等创办《时务报》于上海，该报发刊以后，行销海内，有万余份的发行量。梁启超任总撰述，他的《变法通议》即发表于此时，“变法之本，在育人才；人才之兴，在开学校；学校之立，在变科举；而一切要其大成，在变官制”，这样虎虎生气的文章，正代表了青年梁启超激进的态度。
《时务报》刚刚创办时，销路如何殊无把握。创办者之一汪康年尚在首鼠两端，经梁启超力劝，谓报纸倘能销四千份，即可支持，才决定留下。不料第一年的销量就到了八千。各地开明官绅为《时务报》发行帮了很大的忙。须知当时民气未开，能够自觉地关注言论的民众尚不多见。上智之士的引导很是必要。《时务报》风行之后，梁启超声名亦因而鹊起。他当时不过二十多岁，已经康梁并称了。
梁启超因言辞激烈，与张之洞抵牾，愤然引去，《时务报》即由汪康年一人周旋。1898年5月，御史宋伯鲁奏请将《时务报》改为官报，奉旨由康有为督办。汪康年拒不交出，他当即刊登启事，将《时务报》改为《昌言报》，一切体例，仍如《时务报》。这实在是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。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，言论官办，唯一的效果就是使得人民的喉舌为王之爪牙。
戊戌政变发生以后，梁启超逃逋日本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创办的《清议报》出至一百期，为时三年。
在《清议报》第一期《清议报叙例》中，梁启超谈了该报的发刊宗旨：
一、维持支那之清议，激发国民之正气。二、增长支那人之学识。三、交通支那、日本两国之声气，联其情谊。四、发明东亚学术，以保存亚粹。
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，这份在海外创立的报纸因没有后顾之忧，正所谓“光棍”者流是也，攻击慈禧、荣禄等人不遗余力，但是《清议报》看重“立”甚于“破”，对于发刊宗旨，《清议报》还是坚持的。以“发明东亚学术”为例，在该报第35、36册，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概念和“新思想、新语句，旧风格”的三点主张。梁启超在1900年诗云：“献身甘作万矢的，著论求为百世师。誓起民权移旧俗，更研哲理牖新知。十年以后当思我，举国犹狂欲语谁。世界无穷愿无尽，海天寥廓立多时。”这种抱负，真可炳照后世。
《清议报》以“广民智、振民气”为标榜，把“倡民权、衍哲理、明政局、厉国耻”当作办刊目标，以是，开设数月，发行就达到三千多份。但是因《清议报》激烈攻击西太后，清廷下令严禁进口，这就使得发行量受到限制，即其最盛之时，销量也没超过五千份。在内地，还出现了抬高报价的事情。独裁者们对于《清议报》又恨又怕，外强中干即此可见。
梁启超所创办主持的各报中，《新民丛报》最为成功。他的文风影响了一代人，被称为“新民体”。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，正是这份报纸，奠定了梁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。
梁启超述其宗旨云：“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，以为欲维新我国，当先维新我民。中国所以不振，由于国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开，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，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，广罗政学理论，以为智育之原本。本报以教育为主脑，以政论为附从，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，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。惟所论务在养我国家思想，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。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，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，持论务极公平，不偏于一党派，不为灌夫骂坐之语，以败坏中国者，咎非专在一人也。不为危险激烈之言，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。”同《清议报》时期动辄谈“我党”如何，痛詈西太后等人的情形相比，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可谓完全成熟。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，这成为《新民丛报》办刊的一大特色。
《新民丛报》第一年中所登的文章，大率出诸梁启超之手。他每天必定要写五千字以上，传说他经常是左手打麻将，右手笔走龙蛇，写《新民丛报》的评论文章。第二年以后，才陆续聘请人来分担著述。先后有蒋智由、马君武、康有为、章太炎、麦孟华、杨度、徐佛苏等，其中不少是《时务报》、《清议报》时期的旧人。
《新民丛报》本来极力鼓吹自由平等、民权革命。但是1904年以后，梁启超不再谈论种族革命，而专讲政治革命。他表示，不再主张“极端之破坏”，“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，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”，这样，就跟革命党人产生了矛盾。革命党人的报纸《民报》与《新民丛报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。梁启超以一人之力，对抗《民报》群雄，怎奈革命党人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梁启超的立宪论最终不敌革命论，在这以后，《新民丛报》销数大减，加以经济压力，人力缺乏，终于停刊。
《新民丛报》以后，梁启超又陆续创办了《新小说》、《政论报》、《国风报》、《庸言报》等报纸，但是他的全盛期已过，虽仍有影响，较诸畴昔的海内风行，终不可同日而语。
梁启超认为，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低下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纸文章自身的弊病。他针对报界积弊，提出“公、要、周、适”四点原则：
第一、以公为主。不偏徇一党之意见。非好为模棱，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，必将有辟于亲友辟于所贱恶，非惟自蔽，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，故勉避之。
第二、以要为主。凡所讨论，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。若辽豕白头之理想，邻猫产子之事实，概不置论，以严别裁。
第三、以周为主。凡每日所出事实，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，为国民所当措意者，必次论之。或著之论说，或缀以[批评，务献刍荛，以助达识。
第四、以适为主。虽有高尚之学理，恢奇之言论，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，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，故同人相勖，必度可行者乃言之。
这四点原则，同后来《大公报》奉行的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前后相映，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世界。
梁启超投身报界期间，不受威胁，不为利诱，坚定地捍卫着言论的独立。1915年，袁世凯阴谋改制称帝，梁启超闻此事夜难成寐，他当即草成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。在给女儿的信中，他说：“我定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，除非天夺我笔，使不复能属文耳。”在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时，袁世凯预感到梁启超会有意见，就派人送来二十万圆，让他不要发文，遭到拒绝以后，又来威胁他说，你亡命十余年，不想过两天好日子吗？梁启超回答说，宁愿亡命，决不苟活于污浊的空气下。文章见报后，梁启超发一通电说：“启超一介书生，手无寸铁，舍口诛笔伐外，何能为役，且明知樊笼之下，言出祸随，徒以义之所在，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，仰天下固多风骨之士，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。”这种气概，是可以为报人矜式的。
平等阁主狄葆贤是梁启超的诗友，也是在报界与其遥相呼应的亲密战友。早年，狄葆贤自日本归国，与《湘学报》主笔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中国独立协会。他们不忿戊戌变法惨遭失败的结局，谋图起义。中国独立协会对外宣称是东文译社，以掩官厅耳目。唐才常的起义最终遭到血腥镇压，这是近代史上很有名的一次事件，也可算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勤王运动。起义失败后，狄葆贤对武力运动丧失了希望，而把一腔幽愤，都寄托到言论报国之上。狄葆贤，名楚青，号平子，他在上海创立《时报》（1904年），于报馆中建了一座宝塔式的建筑——平等阁，因自署“平等阁主”。《时报》在他经营期间，朝气蓬勃，在内容上多所创新。聘请陈冷为主笔，开头设时评栏，分版讨论。1904年冬，为粤汉铁路建筑权问题呼号，次年为美国虐待华工，劝国人制造国货，购买国货。1916年，日本用二十一条要挟，《时报》提倡救国储金，借众力以振兴实业。《时报》影响很大，胡适就承认他年轻时受过《时报》很大的影响。
可惜三十年代末期，狄葆贤把《时报》卖给了上海大地产商黄伯惠。该报日渐降格，终于沦落为依靠花絮新闻、强奸凶杀等招徕读者的小报。最终被市场所淹没。
二、革命派报人和报纸
中国新闻史上，革命派掌握言论的时间同启蒙派相比不是很长，但影响也很大。1899年，在香港出版了《中国日报》，这是最早宣扬革命的一份报纸。发表的《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》一文，在当时实可谓是惊世骇俗，“左得可怕”。继之而起的有《苏报》、《国民日日报》、《警钟日报》、《广东报》、《有所谓报》、《少年报》、《民呼报》、《民吁报》、《民立报》、《天铎报》、《复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二十世纪新支那》等。皆提倡民族主义，鼓吹排满。《苏报》以文字贾祸，成为近代著名大案。
《苏报》于1897年创刊，本仅是外商投资而由胡璋（铁梅）经营的小报。为了自由度更大一些，以胡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。
摘自《第四种权力——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》一书，民族出版社出版，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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